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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報道卓南生教授新書出版

          作者:點擊數:10更新時間:2021-01-11

            

            

          日前,廈大新聞研究所在新聞樓舉辦了第36期新聞學茶座。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廈門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新加坡著名學者卓南生先生以其新著《東亞新聞事業論》出版為契機,就中日近代新聞紙起源、衍變之異同與特征主題,與各位師友作了分享與交流。

          該書是卓教授日文版《東亞新聞事業論——從官版漢字新聞、戰時傀儡政權的新聞統制到現在》的中文增訂本,被視為其《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的姐妹篇。該書通過對早期華文“新報”原件及其日本版的考究,探討兩國報業發展的軌跡,得到了日本學界的高度評價,原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荒瀨豐教授稱之為開拓東亞媒體研究沃野的金字塔之作”。

           

          政、教、商是鐵三角關系 

          卓教授指出,現在有些年輕人存在史觀混亂的問題。在一次會議上,一名留日的中國學者提問:是否可以放下或者忘記我們原有的歷史認識,以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待鴉片戰爭的問題及媒體所扮演的角色?

          卓教授介紹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朝日新聞》名記者本多勝一曾寫了一本風靡知識界的著作《殺人側的論理、被殺側的論理》,強調論者站在受害者與正義者一邊的重要性。研究者若放棄這一基本立場,試圖從一開始就采取模糊史實、不負責任的態度,其結論或者旨在引導的方向是不言而喻的。

          他以《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為例,指出自己在大量尋找原件資料并結合歷史背景的基礎上,研究英國倫敦布道會傳教士在華所辦報紙性質,得出了一個基本結論:西人東來辦報離不開其政、教、商鐵三角關系。

          鴉片戰爭前幾個月,廣州(后移至新加坡)創辦了一份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卓教授指出,了解了兩位辦報人——傳教士郭士立跟小馬禮遜——的特殊身份,前者是《南京條約》中文版的起草者,而后者則是鴉片戰爭談判時英方代表的助手、《南京條約》英文版的起草者,認真的研究者就不會輕信這份報刊的所謂平衡客觀了。

           

          西人辦報的“國益論”與“雙重標準”范式 

          中日兩國近代報刋之誕生,并非出自兩國的內因,而是來自外因。兩國最早接觸的近代報刋原型,是歐美傳教士和商人在已淪為英殖民地的香港、中國東南沿海被迫開埠的港口所辦的中文報刋。日本方面更多是依據這些洋人在華所辦報刊的原件,在日本翻印官版翻刻漢字新聞”。

          卓教授認為,這些西人所辦的新報,其主旨與其說是為了傳播科學知識、衛生知識的所謂新知,不如說是為了維護其宗主國與洋人在當地的共同利益。他將這一辦報模式的核心思維與特征,歸納為國益論雙重標準”。

          他舉了一個有關美國人批評鴉片戰爭的例子。1859年,有個別美國人從仁義道德的角度,對英國兵士的粗暴態度提出批評,作者當然不是反對第二次鴉片戰爭,只是說英國人可以做得更和一些,以避免激烈的抵抗。對此,時任寧波《中外新報》主編應思理傳教士提醒者,美國就是依靠英國18年前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才得以在中國獲取好處(即“分贓”)的,美國人對此不應該說三道四。

          這就是赤裸裸的本國利益為重的所謂國益論”。

          寧波《中外新報》是美國首家在華中文報刊,經常嚴厲批判中國的裹腳制度與迷信落后,貌似人道”與愛護中國人;然而一旦面臨歐美國家實際利益,其態度就完全不同。針對英國人要求美國人一起向中國施壓、允許通商口岸販賣鴉片的問題,《中外新報》編者考慮的不是是非問題,而是強調精打細算,衡量美國從中獲利之多寡。

          這就國益論雙重標準相結合的具體體現了。

          卓教授明確指出,雙重標準國益論,是西人最早在東亞兩大國提供的辦報方針與范式,與西方新聞教科書宣稱的客觀”、“專業的辦報思相距甚遠。

            

          中日報業的不同應對方式 

          有意思的是,面對著東來辦報的西土館主(即出資辦報的洋老板)的辦報范式,中日報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

          對于西人辦報,中國報界先驅們始終抱持一種懷疑態度。早在1874年,《循環日報》的倡辦者王韜以及其中華印務總局的同仁,就提出了華人資本、華人操權、自立報館的旗號,力求擺脫洋人的控制。

          與《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一樣,卓教授新著的結論是:中國近代報業史其實就是一部中國人要求擺脫外國勢力對媒體的控制,爭取言論自由,從而表達國家民族意識的斗爭史。

          然而,相同的報業模式起源,卻衍生了中國、日本兩條道路。明治維新后,日本決定走近代化道路,全面向主張弱肉強食的洋人學習,日本的媒體與國策捆綁在一起,從甲午戰爭時高舉的義戰論到二戰時標榜的大東亞共榮圈論,都有西方國益論雙重標準的影子。

          卓教授早年留學日本,對此有深切的體會。他介紹說二戰后的日本,雖然有很多開明人士,但是一談到二戰問題,有些人就會流露出國益論雙重標準思想。著名日本史學家井上清教授指出,不少日本學者反對戰爭,反對侵略,但卻未全盤否定大東亞戰爭,其中有些論者還堅持認為(大東亞戰爭)是有其部分功勞的”。

          卓教授說,在戰時總動員的背景下,許多日本的報人、學者曾扮演協助戰爭的角色,二戰之后,不少人卻搖身一變,成為所謂的反戰開明人士前衛者”。對于這一點,很多亞洲留日青年都看得很清楚,對他們編造的理論并不輕易以為真。

           

            

          /毛章清、尤佳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新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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