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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大新聞學茶座(第36期) 卓南生教授論中日近代新聞紙起源、衍變之異同與特征

          作者:點擊數:10更新時間:2021-01-11



          書香茶香人欲醉,真知灼見總關情。20201118日上午,廈大新聞研究所在新聞樓411會議室舉辦了第36期新聞學茶座。研究所所長卓南生教授以其新著《東亞新聞事業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8月)出版為契機,就“中日近代新聞紙起源、衍變之異同與特征”主題,與各位師友作了分享與交流。該書是卓教授日文版《東亞新聞事業論——從官版漢字新聞、戰時傀儡政權的新聞統制到現在》的中文增訂本,被視為《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的姐妹篇。

          卓教授指出,《東亞新聞事業論》中除了增添面向中國讀者的新內容外,原有部分也進行了大篇幅的修改,如新版本對首家以“雜志”命名的中文報刊《中外雜志》,及日本“官版翻刻漢字新聞”與戈公振的困惑做大量詳細的考證。他表示,相較于《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東亞新聞事業論》對其則有更大的意義,“前者是在我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逐漸修訂而成,后者是我差不多從日本退休前夕及來到中國后撰寫,立論也更加明確?!痹摃玫搅巳毡緦W界的高度評價,原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荒瀨豐教授稱之為“開拓東亞媒體研究沃野的金字塔之作”。


          何謂及如何做到“論從史出”?

          談及《東亞新聞事業論》的撰寫,卓南生教授著重強調“論從史出”的研究方法與原則?!罢搹氖烦觥笔紫仁且谐鋵嵖煽康馁Y料作為依據。作為新聞史研究者,一定要努力和懂得去尋找第一手資料,“原始資料的搜索和獲取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累積的過程。新聞史研究者面對的經常是碎片化的資料,這就需要研究者充分了解新聞歷史的大背景,并到‘現場’去尋找、挖掘,從而了解其相對完整的面貌?!彼v述了自己在大英圖書館兩年如一日翻看原件卻僅偶有收獲的經歷,告誡大家這是很正常的現象,不要因尋找不得而氣餒。

          在找到原始資料之后,研究者需要結合歷史背景,“讀破”碎片化材料。卓教授例舉了香港報業史專家林友蘭梳理和介紹當時僅存一份的早期《香港華字日報》(按:現經卓南生教授多年的發掘,共有400多份完整的原件)的排版形式與內容,指出“資料少有資料少的研究法,把它啃得一干二凈,認真梳理并留下記錄本身就有其意義”;但在面對大量的原件時,研究者則須有針對性地對已掌握的一手材料進行閱讀、類與分析,不要急于套用理論(特別是與亞洲際情況未必適用的理論),而是要從中尋找主線,從主線當中發現問題的本質(即史實,或真相),要善于歸納其規律,進而得出結論,乃至于提升為理論上的認識(通過復數案例的考究)。

          在解讀與分析已獲得的相關資料時,卓教授強調了解歷史大背景及具有明確史觀的重要性。

          卓教授指出,現在有些年輕人存在史觀混亂的問題。在一次會議上,一名留日的中國學者提問:是否可以放下或者忘記我們原有的歷史認識,以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待鴉片戰爭的問題及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卓教授不明白該學者在離開對歷史基本認識的背景下,如何選取“全球化”“地球村”作為框架進行議題設定開展其研究。卓教授介紹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朝日新聞》名記者本多勝一曾寫了一本風靡知識界的著作《殺人側的論理、被殺側的論理》,強調論者站在受害者與正義者一邊的重要性。研究者若放棄這一基本立場,試圖從一開始就采取模糊史實、不負責任的態度,其結論或者旨在引導的方向是不言而喻的。他以《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為例,指出自己在大量尋找原件資料并結合歷史背景的基礎上,從英國倫敦布道會傳教士在華所辦報紙性質而得出的結論——政、教、商是鐵三角關系。這個結論并非在研究之前就隨意設定,而是基于對大量原始資料的探索、發現和對時復數的相關媒體(“新報”)深入探討與分析而獲得的。


          國益論雙重標準的“范式”

          在談及“大是大非”史觀時,卓教授以鴉片戰爭前幾個月在廣州(后移至新加坡)所辦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例,詳細闡述如何“論從史出”。他強調,在分析《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內容時,研究者不能忽視該刊兩位辦報人——傳教士郭士立跟小馬禮遜的特殊身份與背景,前者是《南京條約》中文版的起草者,而后者則是鴉片戰爭談判時英方代表的助手、《南京條約》英文版的起草者?!傲私饬诉@個背景及辦報人發刊時面向西人的明確表態,認真的研究者就不會輕易相信報刊中面向中國讀者的諸多說教,并以此張要以所謂的“平衡”、“客觀”角度來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翻案了?!?/span>

          在《東亞新聞事業論》中,卓教授對“西力東漸”背景下,西傳教士引報”的概念,及其近代新聞發展史帶來的沖擊與影響,予以如下的析和總結。其一是認中日兩國近代報刋之生,并非出自兩國的“內”,而是來自“外”。兩最早接觸的“近代報”的“原型”,是歐美傳教士和人在已淪為英殖民地的香港,中國東南沿海迫“開埠”的港口辦的中文報刋(本方面要是通過依據這些原,在本翻印的“官版翻刻漢字新聞”)?!逼涠?,這些西人最早所辦的“新報”,其主旨與其說是為了傳播科學知識、衛生知識的所謂“新知”,不如說是為了維護其宗主國與洋人在當地的共同利益。卓教授將這一辦報模式的核心思維與特征,歸納為“國益論”與“雙重標準”。

          卓教授舉美國人“批評”鴉片戰爭的例子以作闡釋。1859年,曾有個別的美國人從所謂仁義道德的角度對英國兵士的粗暴態度提出批評,論者當然不是為了反對第二次鴉片戰爭,只是說可以更為緩和的方式進行,以避免激烈的抵抗。針對這樣貌似“溫和”、“人道”的言論,時任美國傳教士報人、寧波《中外新報》第二任主編應思理便提醒論者,美國就是依靠英國18年前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才得以在中國獲取好處(即“分贓”)的,美國人對此沒有說三道四之理。這就是美國首家在華中文報刊露骨提倡的以“本國利益”為重的所謂“國益論”。

           “雙重標準”則體現在西洋辦報人面對辦報所在地和本國之間利益以及本國與其他歐美國家矛盾發生時報道與評論的態度上。卓教授以美國傳教士所辦《中外新報》為例,指出其嚴厲批判中國的裹腳制度與迷信落后,似有“愛護中國人”之狀;然而一旦面臨歐美國家實際利益,其態度就完全不同。另外,針對英國人要求美國人一起向中國施壓、允許通商口岸販賣鴉片的問題,《中外新報》的編者則強調要從本國利益出發,精打細算,衡量美國從中獲利之多寡,這便是“國益論”與“雙重標準”相結合的具體體現了。

          卓教授明確指出,“雙重標準”與“國益論”是西人最早在東亞兩大國提供的辦報方針與“范式”,它與憑借想象或西人教科書中所說西人東來辦報帶來的“客觀”、“專業”的辦報思想相距甚遠。由此可見,細讀原件并以審慎析的重要性。




          中日如何應對西人的辦報“范式”

          面對著“西土館主”(即出資辦報的洋老板)推行的“國益論”和“雙重標準”的辦報范式,中日報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

          對于西人辦報,最早與他們接觸的中國報界先驅們始終持以懷疑態度,也明確感受到了西方試圖由此對中國的操控。他們通過自己的實踐和體驗,深知媒體控制權與輿論之間的關系以及掌握媒體控制權的重要性。因此早在1874年,《循環日報》的倡辦者王韜以及其中華印務總局的同仁便提出了“華人資本、華人操權”、自立報館的旗號,力求擺脫洋人的控制?!稏|亞新聞事業論》第一部分和《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的共同發現與結論是:“中國近代報業史其實就是一部中國人要求擺脫外國勢力對媒體的控制,爭取言論自由,從而表達國家民族意識的斗爭史”。

          相同的報業模式起源,卻衍生了中國、日本兩條道路。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決定走近代化道路,全面向主張弱肉強食的洋人學習,推行富國強兵路線。日本媒體也相應模仿歐美新聞界采取“國益論”和“雙重標準”的編輯方針與態度。日本的媒體與國策捆綁在一起,從甲午戰爭時高舉的“義戰論”到二戰時標榜的“大東亞共榮圈論”,都有“國益論”與“雙重標準”的影子,這也對戰爭期間和戰后的日本知識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卓教授早年留學日本,對此有深切的體會,他介紹說二戰后的日本雖然有很多開明人士,但是一談到二戰問題,其中有些人的“國益論”和“雙重標準”的思想還是會有明顯的流露。正如著名日本史學家井上清教授指出一般,不少日本學者反對戰爭,反對侵略,但卻“未全盤否定大東亞戰爭”,其中有些論者還堅持認為“(大東亞戰爭)是有其部分功勞的”。

          卓教授指出,在戰時總動員的背景下,日本的報人、學者中曾扮演協助戰爭角色,但在二戰后搖身一變成為“開明人士”或“前衛者”大有其人。他表示自己所處年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亞洲留日青年“固然十分敬重這些名學者與名報人,也理解其反戰、反思的局限性,但不會因其名氣或者所舉的旗號就輕易地對其自圓其說的學說(包括“近代的超克論”等)信以為真,遑論尊他們為偶像或直接或間接推售其惑人的‘智慧’與‘學知’?!?/span>


          新聞傳播學院陳培愛、許清茂、黃星民、吳琳琳教授和研究所曹立新副所長,還有廈門晚報主編朱家麟博士、廈大日語系教授吳光輝和賴雅瓊博士、廈大歷史系李衛博士等分別主題進行了交流與分享。茶座由副所長毛章清老師主持。

          (撰稿者:廈大新聞研究所毛章清、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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